改革开放以来，在马克思名义下，大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已发生重大变化，——或者勿宁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学说的重新确立和理解。
并且，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只能解决人们的利益竞争和行为冲突问题，却很难对人性给予向善的引导和矫正，也满足不了人们对生活意义的寻求。显然，这主要还是从理性，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角度观察现代社会的结果。
他们的思想眼界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。如果说，西方文明充分地发展了人类与周围世界、与自身的分化、竞争的潜能，中国文化则更为看重人类与周围世界及其自身的整合与和谐。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将心体确立为第一原理，更突出了成圣的旨趣。中国学者张东荪认为希腊理性传统在西方历史中发挥的是推的作用，基督教传统起到是挽的作用。——反转来，我们对儒家理解的重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，如不是看重孔孟在当时具体说了什么，不是他们对社会秩序的具体设计，而是从中国文化传承、建构的角度看他们推展、贡献了什么，这样，我们重视于孔子及其儒学的，自然就是仁而不是礼了[18]。
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这种理解和研究方法，有很大的合理性。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运中发生的严重问题，特别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搞集权专制、践踏法律，以及与文化传统彻底决裂的乌托邦式的文化革命和政治运动，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是负有一定责任的，也可以说有一定的原罪。惟有依据这样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规范才是正当的、正义的。
正义原则实际上是正义感的一种理性化表达。中国正义论遵循孔子的下述思想：尽管应当克己复礼（《颜渊》），即人们生活在社会上必须遵守某种制度规范。《儒学与生活——生活儒学论稿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9。这就是说，利欲其实是由仁爱导致的，爱己则欲利己，爱人则欲利人。
换言之，处处只见西方正义论，而不见中国正义论。于是就有仁→利→知→义→智→礼的思想结构。
这其实是一个普适的结构，西方正义论亦然。后者是龚鹏程教授倡导的，意谓儒学的生活化——实践化。中国文化传统作为礼乐文化，其所追求的境界乃是在礼以别异基础上的乐以和同，亦即社会和谐。这一切正是中国正义论的核心——正义原则的必然要求。
这种超越的方式就是推扩：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（《雍也》）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（《颜渊》），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（《梁惠王上》）、乃至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（《尽心上》）。参见龚教授：《生活的儒学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[②] 参见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6，第一讲第一节等同与对应：定名与虚位。儒家并不否定正当的利益欲求，恰恰相反，儒家正是要通过礼的制度规范来均衡和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。
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全面完整地理解儒家的仁爱观念：一方面是承认差等之爱的生活实情，差等之爱的自然起点就是自我，推己及人就是由己出发的。综上所述，中国正义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：社会的制度规范的建构，原则根据何在？换言之，中国正义论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，提出两条正义原则：（1）正当性原则（公正性准则、公平性准则）。
（2）适宜性原则（时宜性准则、地宜性准则）。[④]生活儒学（Life-Confucianism）不是生活的儒学（the Confucianism of Life）。
例如一部《周礼》也就是全部制度规范的一整套理想设计。因此，正义原则是由仁爱情感导出的。中国正义论认为：社会之所以需要礼的制度规范，是为了解决利即群体生存的利益冲突问题。（《臣道》）不学问，无正义，以富利为隆，是俗人者也。为今之计，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国正义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西方民主制度尽管在目前条件下或许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（丘吉尔语），但其制度设计在正当性方面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缺陷：利益集团的搏弈，其出发点不是一体之仁的诉求，而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差等之爱的表现。
社会的制度规范，概称为礼（广义）。中国正义论其实就是一种特定视角的伦理学。
于是就形成了仁→利→知→义→智→礼→乐的思想结构。中国正义论的基本关怀，是社会群体生存的秩序问题，即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问题。
事实上，礼的特征在于分别与差异，这种差异与分别未必导向群体的幸福生活。因此，中国正义论给出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论结构：仁爱→利益→良知→正义→理性→制度→和谐。
汉语中与西语justice（正义）相对应的就是义，荀子多次明确谓之正义[①]。然而利益冲突的最终解决也是由仁爱来保证的，这就是由仁爱导出的正义原则。群体生活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乃是群体的和谐。从共时的角度看，中国的现代性的制度建构必定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的制度建构。
（《正名》）《传》曰：‘从道不从君。所谓中国正义论，也就是关于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。
然而在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，这种制度已经丧失了适宜性。然而，从一般的正义原则到具体的制度设计，则是需要充分的理性或者理智的，这里以智表示。
另一方面则是追求一体之仁的实现，这恰恰是中国正义论的正当性原则所要求的，即超越差等之爱、走向一体之仁。然而随处可见的情景却是：人们总是言说着西方的正义话语，传达着西方的正义观念，表达着西方的正义立场。
[①] 荀子指出：正义而为谓之行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 首发：《文史哲》2011年第6期。[②] 关于正义问题，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学术拥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建构。这就形成仁→利→义→礼的思想结构。
为此，荀子特别提出了自爱（《子道》）、爱利（爱而利之）（《儒效》、《荀子集解·彊国》）两点重要思想。无论国际、还是国内，正义问题都不仅是理论上、而且是社会上的热点之一。
故孔子说：见利思义（《宪问》）。例如，从历时的角度看，在中国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下，帝国制度曾经是适宜的。
这就意味着中国正义论是一种普世的理论，而其正义原则是一种普世的原则。中国正义论与西方正义论的一个根本区别是：儒家以仁爱为所有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。
